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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学生调查对水价上涨意见与听证结论迥异

2011-12-5 09:35| 发布者: 天使| 查看: 344| 评论: 0|来自: 新浪网

 水价上涨引起各方关注

  “电每度涨3分,水费也是大涨。除了工资,其他都涨得飞快。”12月4日下午,住在长沙井湾子的罗妹群与邻居周末闲谈时,连声感叹。此前的11月25日,湖南省物价局批准了长沙市、岳阳市等地上调水价。根据批复,长沙居民生活用自来水价格将调至1.31元/立方米,加上引水工程费、污水处理费、水资源费、垃圾处理费等费用,居民到户水价将由原来的1.88元/立方米上调至2.58元/立方米。涨价幅度高达近30%,这在长沙市民中产生了巨大震动。

  根据《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》的要求,涉及民生的重大决策必须经过听证。因此,与众多的价格调整活动一样,长沙的水价上调也走过了这个流程。湖南红网的报道称,在2010年12月10日上午召开的听证会上,针对长沙市的水价调整草案,30名参与听证会的代表的最终意见是:27人赞同或原则赞同上调水价,3人不赞同或建议暂缓调整。在投出赞成票的27人中,有3人赞同或原则赞同上调9角/立方米的“方案一”(居民用水上调0.85元),24人赞同或原则上赞同上调8角/立方米的“方案二”(居民用水价格上调0.7元)。

  同时,与会代表均赞同或原则赞同对居民生活用水实施“阶梯式水价”。其中,5人赞同对4口之家及以下的住户,基础用水量设定为13立方米;有25人赞同将基础用水量设为15立方米。在这次听证会上,垃圾处理费、引水工程费等也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涨价的目录单。由于绝大多数听证代表都赞同政府提交的方案,长沙水价的暴涨也成了迟早的事。

  听证民意与大学生社调结论相悖

  此次听证会后的8个月,“鉴于水价大涨在市民中产生极大反响”,长沙一个大学生社团悄然开始了自己的调研活动。长沙理工大学学生社团“大禹之子”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,此行的初衷是想了解长沙市可用水资源状况,居民对水质的满意度,以及市民对现行水价的评价;其方法与政府部门组织的听证会不同,他们是通过走街串巷、登门拜访、发放调查问卷形式,试图了解居民对这种新政策的满意程度,并总结长沙市实行该政策的可行性。

  有着10多年历史的“大禹之子”社团,因熟谙水利工作,足迹曾踏遍湘江上、中、下游和洞庭湖区,实地调研湘、资、沅、澧和洞庭湖等各大水系的水质水情,多次受到湖南省和水利部领导好评。此次的调研因直接关联重大民生课题,该社团在2011年8月22日,派出了由水利学院师生共55人组成的强大队伍,分成多个小组进入10个社区调查。“我们选择的社区考虑了收入高中低层次的分布,同时也注意到了各个县市区的民意。”带队老师之一彭琼英说,学生们在一周的调查中,都是采取直接进入社区访谈居民的方式进行的。其间,学生们分发了专门设计的调查问卷,白天搜集民意后,晚上进行汇总整理,因此,调研结果的可信度很高。

  然而,学生们在走访了1000多户家庭后得出的结论却显示:长沙市民对水资源表示担忧的仅占调查总数的30.30%,大多数人对长沙市的可利用水资源比较乐观。调查中,大部分市民表示,对政府提出的阶梯式水价不了解,有些人甚至表示根本没听说过。对政府拟定的水价,有一半以上认为偏高。学生们发现,长沙市民用水大多数还是保持在22立方米以内,占总数的53.20%。这意味着阶梯性水价的基数可作适当调整。

  “走了一圈,发现政府的想法与市民的观念还有不小的距离。”调查队员张睿、李少伟等人称,他们觉得政府可以多设定阶梯式水价的级数,从而有更多的区分度,同时,应对低收入居民实行低水价政策。

  “听证帝”、“听证哥”、“听证专业户”

  学生的大规模调查结果与政府组织的听证会上的代表意见迥异,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。湖南律师罗秋林认为,观看了“大禹之子”社团的调研资料及学生的日记,他个人认为学生社团的调查较为真实可信,“一方面,他们没有利益驱动,另一方面,走访的社区和民众记录扎实。”

  罗秋林留心了历年来涉及民生的一些重大事项决策的价格听证会,发现其中不少存在代表的公开性不够、专业性程度偏低的情况,很多人是为了主办部门实现目标而来,对要参加的听证内容不了解,更无调查,往往随声迎合。“(他们)不懂财务,成本的构成哪些合理、哪些违规,都不知晓!既无心,也无力。”他说,按照《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》的要求,像水电气调价等与民生相关的重要调价事项,都必须进行听证,而对于相关部门来说,为确保调价通过,则往往会采取一些措施。“有些听证会的主办方对听证时间、地点、参与方式等常告知得不够,往往只在报纸的小角登个公告就完事,之后你会发现听证会上常常是一些熟悉的面孔。”

  罗秋林所指的这类人士,在湖南坊间被戏称为“听证帝”、“听证哥”。

  2011年9月,湖南广电总台下辖的某电视频道突然报道了一批历年来“踊跃”参与各大听证会的“听证专业户”,引起舆论哗然,并于今年8~9月间在湖南的媒体上成为时髦话题。湖南红网以《长沙现多名“听证帝”:发钱的听证来 没钱的就不来》为题报道称,37岁的听证代表石爱伟过去7年来已经平安无事地参加了17次听证会,甚至可能更多。而已经确定打破了石爱伟纪录的是53岁的周正良,他承认自2002年以来参加了近20次听证会。湖南省法制办相关负责人甚至见过一个“专业户”,当时他试图为全家五六口人都报名参加听证。

  有人还在当月举行的长沙市市区新增客运出租汽车运力听证会上,找到了至少4张“亲切又熟悉”的面孔,引起网上一片怒骂。早先的报道中,石爱伟在一次天然气调价听证会上发言,他身上的条纹衬衫都成了网民调侃的话题。网友“时空之鱼”发帖说,“听证帝”石爱伟似乎从没投过反对票,周正良近10年先后参加过近20次听证会,对于听证事项,“基本上是持同意的态度”,总是赞赏“决策部门在民生方面还是考虑得比较周全。”这些“常任代表”到底是政府信息公开、公民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有功之臣,还是听证真正产生效力的“绊脚石”?

  一位参加过几次听证会的匿名人士透露,长沙存在着一个“专门听证”的群体,“至少有好几十人,经常参加听证会。”有些“专业户”掌握了听证会的套路:全国各地有那么多听证会,总有类似的主题,上网找找别人怎么讲的,然后拿来结合本地情况,什么话题都能说点场面话。让这些人积极报名参加的原因,除了个人展示的欲望外,每次参加听证,主办方给代表们补助的一笔数量不等的“车马费”,或者叫“误工费”,也是动力之一。

  他说,有的“听证专业户”会提前互相打探,“这个活动你会去吗?这个活动有钱发吗?”基本上是发钱的听证会就参加,没钱的就不来。有一次价格调整听证会,一家燃气公司提前将听证代表请过去,开了一个预备会,“给了400元劳务费,后来听证时又给了1000元。”他认为,这些人的生存空间在于一些听证的主办方往往意在作秀,而非求真。

  听证代表意见无法律保障力

  罗秋林对记者说,我国目前的听证活动中,除了听证代表产生方式不透明、代表性不足、公开性不够、专业性偏弱外,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个关键因素是:听证代表意见无法律保障力。

  他说,听证会是一种具有民主性质的程序。在听证活动中,各方利益代表从各自的立场出发,对有关问题表达意见,使决策机关能在倾听不同意见的基础上,权衡利弊之后作出决断,这无疑是民主的体现。虽然我国《价格法》规定,价格听证会不是价格决策会,不适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和规定,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掌握定价权。但是,作为限制政府滥用定价权的民主制度,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在定价时应充分考虑听证代表的意见,并对各方观点进行回应,说明采纳或不采纳听证代表意见的原因。从他掌握和了解的一些价格听证会的结果来看,尽管听证代表对价格上涨有不同意见,但查询物价监督管理部门的公告,显然没有认真对待听证代表在听证会上的发言,由此凸显出现行《价格法》和听证办法对听证代表意见的法律保障之缺乏,价格听证会的效力和功能自然会受到质疑。

  他表示,“听证帝”现象暴露了严重违规违法的逐利行为。听证代表行使听证权利,不能在此过程中获得利益,这是听证的纯洁性或廉洁性的必然要求。但很多听证机构给听证代表相关费用,这是典型的行贿行为。听证代表接受了听证机构的贿赂,就难免产生“拿人手短、吃人嘴软”的后果。“从现实来看,如果在重大决策中要了解真实的民意,与其被这些人误导,不如找有公信力的社会团体开展客观调查更可靠。”罗秋林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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